SARS疫情暴发，促进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出台
吴尊友教授谈到，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国在两个人群中出现艾滋病暴发流行，其一是吸毒人群，其二是卖血、献血人群。对于后者，当时主要通过关闭采浆站、对临床用血进行HIV检测加以控制。同时，国家开始装配采供血仪器设备，使采供血过程自动化。
但是，对于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，包括在卖淫、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，难以进行干预。而对于通过采供血途径感染人群，虽然能够切断其继续传播途径，但对于已经感染的人群，则无能为力。2005年回溯性估计，1995年因采供血发生HIV感染6.9万例，目前仍存活者约4～5万例。
随着感染后病程的进展，到2001年，很多感染者已度过潜伏期，开始出现症状，2002~2003年，发病和死亡的患者越来越多，甚至引起了社会恐慌。
2003年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（SARS）疫情暴发。此时，我国政府开始认识到，传染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，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，还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。于是，在SARS疫情控制后，政府开始重视艾滋病问题。
2003年9月，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参加联合国艾滋病大会，代表中国政府，在会上作出了5项庄严承诺：① 为愿意接受HIV检测者进行免费检测；② 为感染HIV的低收入人群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；③ 为感染HIV的妊娠女性提供免费母婴阻断；④ 让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免费上学；⑤ 对生活贫困的HIV感染者进行救助。
2003年12月1日，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。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接见艾滋病患者。其时，温总理将5项庄严承诺改为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。
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改变了我国艾滋病防治的临床实践
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的提出，彻底改变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被动局面。自2004年开始，艾滋病的免费抗病毒治疗正式实施。当时，国际上能够提供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国家（尤其是发展中国家）并不多，我国主要依靠5种国产仿制药和进口的拉米夫定、依非韦伦组成一线治疗方案。随着治疗药物的不断发展，目前，我国免费提供的药物种类已达到9种。谈及此处，吴教授不无感慨地说，虽然当时药物种类不多，但通过治疗，使HIV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。
2004年6月-9月，河南省政府对全省采供血人群进行了“HIV大筛查”。当时河南省全省共登记献血员28万人，其中25万人接受了HIV检测，共发现21350例HIV感染者。短短3个月发现的感染者，是河南省过去10年累计发现感染者数量的6倍。吴教授指出，这一行动清理了历史遗留问题，对彻底改变我国艾滋病防治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吴教授还说，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基，不仅使原来苍白无力的防控措施变得坚强有力，还全面扭转了我国的国际形象。过去国际上普遍认为，中国政府不作为，漠视感染者的生命权。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的出台，使得中国政府从原来的否认、不积极，变为积极面对、积极推进，且在国际上起到了引领、示范作用。从2004年起，我国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数量大幅度增加。2005~2011年间，我国艾滋病总病死率降低64%。
抗病毒治疗一方面预防了青壮年的死亡，间接避免了大量孤寡老人和艾滋病孤儿的产生，减轻了我国社会的负担，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（以1例30多岁的HIV感染者为例，如果接受抗病毒治疗，可以有5~10年生存期；但如果不接受治疗而死于艾滋病，则其父母子女都需要社会支持）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抗病毒治疗和政府的大力宣传，感染者精神面貌改善，受到的社会歧视也明显减少。
政策执行中的困难之处
当然，吴教授说，在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执行过程中，也遇到了一些困难。
首先，免费检测只能覆盖临床需要的一部分。去年，全国共进行HIV检测1亿多例次，其中仅10%左右为免费检测，很多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作为诊疗服务的一部分所接受的检测。目前仅可疑感染者自行至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进行检测是免费的。
其次，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是“保基础”，目前所用药物都是基本用药，以一线药物为主，治疗副作用较大。例如，服用司他夫定后会造成脂肪重新分布，甚至出现“鬼穴脸”，患者治疗依从性、耐受性差，甚至自行停药而引起耐药。未来，希望能够将一些毒副作用小的药物纳入国家医保范围。当然，各地可根据自身经济、社会发展情况和艾滋病流行情况，制定当地的相关政策。
未来——“五扩大六加强”措施
2010年12月31日，针对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执行6年来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，将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延伸为“五扩大六加强”。五扩大包括：① 扩大宣传教育，减少艾滋病歧视；② 扩大监测范围，最大限度发现HIV感染者（目前估计尚有一半感染者未被发现）；③ 扩大母婴阻断；④ 扩大高危人群预防干预，减少新发感染；⑤ 扩大抗病毒治疗，减少艾滋病死亡。“六加强”是保障“五扩大”顺利实施的保障措施。因此，目前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已改为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和“五扩大六加强”措施，形成国家政策组合，并于2012年2月正式写入“十二五”行动计划中。
最后，吴教授总结说，总体而言，在扩大检测面发现新发感染者方面实施较好，每年检测人数和新发现感染者例数都在增加，治疗例数也在增加。但在高危人群预防干预方面，“抓手”难找，很难客观评价效果。同时，美沙酮治疗也到了“瓶颈”阶段，进一步应该是提高服务质量。（来源：《中国医学论坛报》作者：李妍）
